就是参考汉时故事，命大唐分封的海内诸侯、外域臣邦，以祭祀祭宗庙所需的铸造器物为由，定期进奉贵金属的一项重要义务。当然了，在大唐执行的《周礼新篇》中，就要相对灵活一些。
按照公侯伯子男的爵级高地，领有藩邑户口和产出的多寡，在宗藩院的名下，自然而然形成了一套相对精密而繁复的计算方式；但是基本上厘定之后，若非重大变故，就不会再有太大变化。
因此，诸侯中的公、候世爵，要进奉相应制式、分量和成色的黄金制品；而伯位和子位则是次一等，进奉同样规格的白银制品；而男位和普勋位则宽松的多，允许以各种成色铜器充当贡品。
然后，在按照距离上的远近，以及海陆交通的险阻程度；又可分为三千里（两年一度），五千里（五年一度）、九千里（十年一次）等，以为递进式的分批交替上供，并且允许一定程度损耗。
具体到小藩的数量也许很少，但是一定必须上供，不然后果自负。哪怕遇到了灾荒或是兵乱，可以请求延期，或是减免其他的贡品、税赋，甚至申请宗主上国救济和支援，但是就是不可不交。
因此，一些中小藩家为了省事，也是出于成本和效率的考虑，会将这项酎金贡务，委托给相熟可靠且有实力的大商家，代为采办和输运。具体到某个地域，则由两院指定大藩主（公室）总筹。
虽然看起来，未免有些劳师动众而靡费人力物力，但却是维系天朝上官与诸侯之间，宗藩义理的重要纽带和宣称权所在。更何况，这些酌金也不是单独上供的，而是与诸多特产、土贡一起上路。
而通常情况下，伴随这些诸侯家进贡的特产（国库）和土贡（内库），还有大批花钱买了扈从身份，而带领商队和船只同行的大量域外、臣邦的商家团体；所以进贡之旅虽然辛苦，却未必会赔钱。
故而，这种酌金制度在经年日久的沿袭下来之后。对于大唐朝廷而言，就是一个变相搜括海内域外的贵金属；而用以维系形形色色历代发行的大唐通宝、宝钱，充当主要流通货币的本位基础。
另一方面，通过诸侯藩国从域外，以输贡为名反哺中土的过程；极大开拓了朝廷收入来源。也变相将曾占据了国家收入大部，传统延续了数千年的田税和户税，给压缩到排行第三的次要地位上。
以至于有时候，朝廷为了防止丰年谷贱伤农引发骚变，或是灾荒时纷纷弃地流亡外藩过甚；反而要定期大量收购丰年的粮食，乃至在灾荒时发动全力予以救济；并以此为地方官的考绩内容。
至于当今国家财政收益的第二个大头，则是源自大唐三十六道、十数个大小都护府、都督府的商税和车船费；再加上寰宇海内的诸侯、臣邦、外夷领下，各方商贸往来的椎税和市舶钱（关税）。
因此，光是掌握着寰宇海内，四方九边诸侯的例行藩贡，加上这些杂税名目；就占据了天下岁入之半有余。更别说其他形形色色的无形利益输入，朝廷直接或是间接垄断的茶酒盐铁等专营项目。
也正因为这些来自寰宇海内，内藩外属的不断交流和输血，各方外族的不断归化和本土多余人口的分流；位于中土的大唐朝廷，才得以出人意料的轻徭薄赋水准，维持了一个盛世绵连的风光体面。
因此，现如今基本退居幕后的京兆梁氏一族，号称“代牧海内（诸侯），无地藩主”的名头，可不是泛泛其谈的产物，而是通过理藩院、宗藩院的体系，代表了实实在在的巨大权柄和利益。
而作为梁氏一门三宗，所出的西国大夏和南海公室两脉，则是这套四夷九边的藩贡体系中，堪称南北两极的鼎力支柱。对了，可达鸭所出身的裴氏一门，同样也是这套体系当中的重要一环。
因此曾经有传言，一位太上皇在醉酒之后，对着前来劝他爱惜龙体的内侍戏言道：“如今天下垂拱，有朕无朕皆可，唯独不可无梁氏，不可无大夏、南海；凡两藩皆在，则诸侯无不遂顺。”
而作为大夏与中土缓冲的安西都护府，除了已经唐地郡县化本属六镇之外，还兼管吐火罗（北阿富汗）、拔汗那（费尔干纳）、大小勃律（克什米尔）等十几个大小臣邦，并葱岭以西数十家诸侯。
作为宗藩关系象征和大义的酌金，无疑是诸侯藩贡体系内的重中之重。却在半路上出了意外，这往小了说是地方治理不靖，往大了说可是不得了的政治事件了。难怪梁大使本人也要连忙赶过去了。
或者说，他有什么不详的预感和征兆了么？或者说没有足够的把握全身而退，才要在自己这边，未雨绸缪的提前安排一些什么？